经济学家说“我爱你”，实际是“我想与你共享消费互补性”。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蒂莫西·泰勒，在自己风靡全球的课程《出乎意料的经济学》同名新书中提出——在这个世界上，经济学家如何看待婚姻，并以某种方式将其转变和塑造成一种经济理论？
这并非要将浪漫消解殆尽，而是试图用理性的透镜，穿透“爱情”的迷雾，理解为何我们选择结合、为何我们选择分离、以及社会浪潮如何重塑了“婚姻”这艘古老航船的航线。
经济学家看待婚姻，如同分析任何一项重大人生决策：成本与收益的权衡。这听起来冰冷，却直指核心：
人为什么要结婚？ 因为人们认为，结婚比保持单身更好，或者现在结婚比以后结婚更划算。
人为什么要离婚？ 因为人们认为，离婚比维持现状更有利。
这套“成本-收益”框架，是理解庞大社会趋势的基石。当我们放下个人浪漫的幻想，审视宏观数据，便能拨开迷雾，看清婚姻形态百年变迁的脉络：
结婚率：稳定的时代与下滑的曲线
1860-1980： 美国社会仿佛装上了婚姻“稳定器”。尽管经历大萧条的寒流和二战后士兵归国的热潮，波动起伏，但平均每年仍有约 1% 的成年人步入婚姻殿堂。这120年的“婚姻常态”，奠定了人们对“人人终将结婚”的预期。
1980s-至今： 这条稳定线陡然下坠。过去30年左右，美国每年仅有接近 0.5% 的成年人选择结婚。结婚，从普遍的人生阶段，变成了一个需要更多考量的“选项”。
离婚率：攀升的浪潮与退却的暗流
1920s： 每千对夫妇中，每年约5对分道扬镳。社会对离婚的束缚依然强大。
1940s： 数字悄然翻倍至10对。战后（1945后）出现一个短暂高峰（约15对），随后回落。
1960s-1970s： 风暴来临。“无过错离婚”理念席卷各州法律，离婚不再需要证明对方有错。束缚的枷锁一旦松动，离婚率如火箭般攀升。
1979年： 达到历史峰值—— 每千对夫妇中，23对离婚！ “一半婚姻终将破裂”的悲观论调，正是源于这一代人的经历。
2010年至今： 浪潮开始退却。离婚率回落至约15对（每千对）。风暴并未平息，但势头已缓。
颠覆认知的婚姻“保质期”：只看峰值年份的离婚率，容易陷入恐慌。但经济学家提醒我们，要看具体“婚姻队列”的命运。
1950年代结婚的“保守一代”： 25年后，仅约 20% 的夫妇离婚。社会规范和经济依赖像强力胶水。
1960年代结婚的“过渡一代”： 25年后，约 35% 离婚。变革之风已起。
1970年代结婚的“风暴中心”： 25年后，高达 48% 离婚。法律松绑与社会观念剧变猛烈冲击着婚姻的堤坝。那句著名的“一半离婚”，正是他们苦涩的写照。
1990年代结婚的“反思一代”： 虽然预测其25年离婚率会高于60年代（>35%），但 远低于70年代的48%，且“最终离婚人数远不到一半”。他们更谨慎地选择，更晚地结合。
婚姻不再是“必需品”：将结婚率和离婚率曲线结合，再看人口普查数据，一个更清晰的社会图景浮现：处于婚姻状态的人口比例在下降，且年龄分布改变。
1960年： 30-55岁的黄金年龄人群中，约 70%+ 处于婚姻中。25-35岁人群的已婚比例甚至高达80%（二战后的结婚潮余波）。
2000年： 30-55岁人群的已婚比例骤降至 60%。晚婚、不婚、同居(POSSLQs - “合用住所的异性”现象上升)成为新常态。但同时，80岁老人的已婚比例却从约25%上升到40%！医疗进步延长了伴侣共度的时光。美国在婚姻模式上，越来越像同居率较高的欧洲国家。
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三位学者（戴蒙德、莫滕森、皮萨里德斯），表彰他们对“存在搜索摩擦的市场”的研究。这听起来与爱情无关，实则直击现代婚恋困境的核心。
什么是“搜索摩擦”？
想象找工作：你不是立刻就能遇到“完美工作”。你需要投简历、面试、比较offer。可能要先接受一份“还行”的工作，同时继续寻找更好的（骑驴找马）；也可能拒绝眼前的机会，赌未来有更好的，但承担空窗期风险。
想象企业招聘：不是第一个应聘者就录用。要面试多人，可能先招个临时工顶着，或者忍受人手短缺等待“对的人”。
婚姻市场=搜索市场！
在任何时候，都有许多单身者（理论上）想结婚。但很少有人会嫁给/娶第一个约会对象。
这个过程充满了“搜索”：约会、评估、比较、等待、犹豫、错过。有人选择保持单身（“市场失业”），有人选择同居（“临时合同”），有人终于找到匹配（“签订长期契约”）。
“摩擦”无处不在： 信息不对称（他/她真是这样吗？）、时间成本（约会耗费精力）、地理限制（遇到合适圈层的人）、机会成本（选择A意味着放弃B）。
POSSLQ现象（同居不婚）的兴起，正是“搜索摩擦”下的一种适应性策略： 降低“完全承诺”（婚姻）的门槛，在“试用期”中继续搜索或享受亲密关系，规避部分婚姻的风险（如离婚的法律和经济成本），同时部分获得伴侣的收益（陪伴、分担生活成本）。
经济学家将人们从婚姻中获得的（感知到的）核心收益归纳为三类：
因此，在经济学家眼中， “我爱你” ≈ “我想与你共享消费互补性，共担生活风险，并在可能时优化家庭生产分工。”
过去半个多世纪，一系列深刻变革如同风暴，彻底改变了婚姻的“收益-成本”结构，重构了人们对婚姻的期待和行为：
家庭技术革命 (1950s起)：解放“主妇”，削弱生产互补性
洗衣机、微波炉的出现，使得家务劳动所需时间急剧减少，家庭生产技能的价值大幅贬值。“主内”角色的经济贡献变得不那么显著和不可或缺。
可以说在那个年代，女性解放的最大推手，或许不是某篇激动人心的女权宣言，而是默默工作的洗衣机和隆隆作响的吸尘器。
生育率暴跌与孩子角色的转变：家庭核心的转移
一百多年前， 75%的已婚夫妇生活在有自己孩子的家庭中。孩子是家庭生产（养育）的核心目标，也是重要“产品”。当今仅约 40% 的已婚夫妇与未成年子女同住。晚婚、少生、甚至丁克成为选择。预期寿命延长也意味着“空巢期”占据婚姻更长时间。
因此， 围绕孩子养育的“生产互补性”需求显著降低。婚姻的重心更多转向伴侣自身的关系质量（消费互补性、陪伴）。
法律革命：无过错离婚 (1970s) — 改变权力格局的核按钮
在“旧世界”，人们推崇过错离婚，必须证明对方有错（通奸、虐待、遗弃）才可以申请离婚，不想离的一方拥有否决权，可以拒绝承认过错或拒绝同意。这使得投入家庭生产（尤其放弃职业发展的女性）的一方获得一定“保障”。
而法律革命后，离婚无需理由，任何一方单方面即可申请离婚。想结束关系的一方掌握了主动权。
这使得婚姻的“退出成本”大幅降低，深刻影响了人们的决策：对家庭专业化分工（尤其女性）的意愿下降，女性更倾向于保持职场竞争力和经济独立；经济弱势方在婚姻中的谈判地位被削弱；促使人们更谨慎地选择伴侣，更重视关系的平等和可持续性。
女性职场大进军：从厨房到会议室
1950年，约 33% 的成年女性参与有偿工作，仅三十年后， 这一比例飙升至 60% 并在此后保持高位。
这使得生产互补性收益进一步下降， 女性普遍减少了在家庭非市场生产中的“专业化”程度。双职工家庭成为主流；婚姻收益重心转移， 婚姻更多是关于共同消费在市场上购买的商品和服务（双份收入支撑更好生活），而非共同生产家庭产品；女性经济独立性增强，降低了对婚姻的经济依赖，也提高了对伴侣的要求（经济上、情感上、分担家务上）。
收入激增与休闲革命：为“体验”买单
随着工资的提高、带薪休假普及以及收音机、互联网、智能手机等文娱活动的普及，人们更富裕、更有时间、且更多元娱乐。这极大强化了消费互补性的价值，婚姻被视为共同体验精彩世界、分享休闲时光、追求生活品质的伙伴关系。“一起去看世界”比“一起修屋顶”更能体现现代婚姻的吸引力。经济宽裕也使得单身生活更舒适可行。
征友广告的变迁，是婚姻价值转向的绝妙注脚：
1960s 理想伴侣广告关键词： “擅长烹饪、清洁、洗衣、持家、理财、维修、养育孩子” —— 生产价值导向。
21世纪后的征友宣言高频词： “热爱徒步、登山、音乐会、艺术展览、旅行（尤其小众目的地）、美食探索、阅读、有深度的对话” —— 消费/体验价值导向。
现代婚姻收益的核心公式已改写：
消费互补性 >> 生产互补性 (主导地位易主)
教育匹配成为新基石 (相似背景、价值观、智识水平)
晚婚成为理性选择主流 (女约26岁，男约28岁初婚)
教育程度与婚姻概率的世纪反转：
高等教育曾被视为女性婚姻的“障碍”。19世纪末，许多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终身未婚。1960年普查结果显示，60多岁大学学历女性中，29% 从未结婚（远高于未受大学教育女性）。而如今，教育成为婚姻市场的“硬通货”。2000年普查显示，同年龄段（60多岁）大学学历女性未婚率骤降至 8%！
当今，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比未受大学教育的同龄女性更可能结婚（尤其在30岁之后）。她们是晚婚趋势的引领者：先追求学业事业，更成熟稳定时进入婚姻，生育较少孩子，但婚姻稳定性更高。大学成了重要的“婚姻市场”。
许多人在社交圈中观察到：35-55岁年龄段，条件优越（性格好、经济独立、有魅力）的单身女性，似乎比同等条件的单身男性要多。经济学家如何解读？
财经记者马克·吉米恩（Mark Gimein）从拍卖理论中的“非对称竞价”获得启发，提出了一个解释模型：
决策权假设：在我们的社会文化中（普遍但不绝对），女性通常是恋爱关系推进和婚姻决定的关键方（接受或拒绝求婚）。
“上嫁”倾向：处于婚恋吸引力“光谱”中端或中低端的女性，倾向于追求并嫁给吸引力等级高于自己的男性（“上嫁”）。
高价值者的延迟选择：处于吸引力“光谱”高端的女性（年轻时即拥有众多追求者），往往（有意或无意地）推迟做出最终承诺。她们自信有选择权，更挑剔，更专注于个人发展（教育、事业），期望找到“完美匹配”或不愿过早“定下来”。
时间差与匹配池变化：当这些高吸引力女性在30多岁甚至更晚，决定认真进入婚姻市场时，她们发现：与她们年龄相仿、条件相当的男性（吸引力光谱高端），很多已在更早的“搜索”阶段被其他（可能更早做决定的）女性匹配走了。剩下的可选择对象，往往处于吸引力光谱的中低端（相对她们自身的高价值而言）。
“低就”还是“单身”？面对这种“错配”，许多高价值女性会产生强烈的“下嫁感”。与其接受一个感觉“不匹配”的伴侣，她们更倾向于选择保持单身。
因此，在特定的年龄阶段（尤其35+），婚姻市场上呈现出一种表象：“优质”单身女性数量 > “优质”单身男性数量。这本质上是搜索过程、决策模式和时间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动态结果，而非简单的“男少女多”或“女性太挑”。
当蒂莫西·泰勒回顾自己的婚姻轨迹时，他坦诚地写道：
“我当然相信真爱的存在，不过在生活中，我在30岁时迎娶了一个28岁的女人，我们俩都受过大学教育，并且都获得了高等学位。相遇时，我们俩都有工作，而且都保住了工作。我直到37岁才有了第一个孩子...这种模式对我来说或多或少是自然而正常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出生于1960年，而不是出生于1940年或1990年。”
数据与社会学分析揭示的真相是：婚姻并未消亡，它正在进行一场深刻的进化：
生产职能被市场外包（家政服务、外卖、托育），风险共担被社会保障体系部分覆盖，生育不再是婚姻的核心甚至必要目标。现代婚姻的核心价值，愈发清晰地指向经济学家开篇的感悟—— “一直处在恋爱中”的深层陪伴、情感支持、共同成长与生命体验的共享。它越来越关乎质量而非形式，关乎选择而非义务。
婚姻市场如同一套精密而动态的匹配算法，受制于时代的经济技术浪潮与社会规则。身处其中，最好的策略或许是：在搜索中保持理性，理解市场规律，认识自身需求与价值，不盲目焦虑也不仓促妥协；在匹配后守护浪漫， 当理性引导你找到那个愿意共享“消费互补性”、共担风险、携手体验人生的伴侣后，用心经营那份让彼此感觉“一直处在恋爱中”的亲密与承诺。
经济学的透镜让我们看清了结构的变迁，而最终让婚姻发光的，依然是两个灵魂之间那份难以被模型完全量化的温暖连接。
发布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