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团结报
□徐洲赤
台湾老兵的故事并不陌生，但看完纪录电影《日暮归乡》仍深受震撼，深陷其中久久无法自拔。电影讲述了一群台湾老兵的返乡经历，他们许多人一生只在做一件事——回家。这是地球上最漫长的一条回家路。
七十多年前，近60万大陆军人跨越怒海去了台湾，一去就是一辈子。电影选取了六位台湾老兵为主角，讲述他们的经历。这些垂暮之年的老人，提起海峡对岸的故乡，提起妈妈，仍然像个孩子般嚎啕大哭。“倘若能回家，我最想拉着母亲的手，喊一千个一万个妈妈。”影院里隐隐传来此起彼伏的抽泣声。六位老人的讲述，浓缩了整个民族的共同感受：血浓于水。
这部纪录电影，内容上不追求宏大叙事，形式上不追求特别的创意，技术上没有新奇之处，最大的风格就是平实，贯穿全片的是六位台湾老兵及其亲友们的平实讲述。
严格来说，这是一部口述历史，它最动人的就是那些口述部分。拿掉电影中情景再现的画面，去掉音乐，哪怕让解说词达到极简，仅仅原生态地播放老兵们的口述，影片照样打动人。它没有任何政治说教，只有浓烈的情感表白。
104岁高龄的空军英雄金英（祖籍安徽合肥）是台湾演员金士杰的父亲，他的遗嘱只有六个字：“把我种回土里。”安徽籍台湾老兵曾奇才的遗物里藏着一张泛黄的“欠条”，写着“下辈子还妈妈一个拥抱”。老兵潘松带临终前念叨：“没人想当流浪狗。”祖籍浙江舟山的姜思章说：“我们的父母是生是死，不得而知。我们只要求，生，让我们回去奉上一杯茶；死，则让我们回去献上一炷香，这难道不是人情义理最起码的需求吗？”老兵高秉涵13岁离家赴台，陪伴他的是一张年少时与母亲的合影。1988年，他终于回到故乡，但母亲已不在人世，幸好母亲的遗物还在，他带回了母亲穿过的一件蓝布衣衫，挂在卧室：“我时常用衣袖抚摸自己的脸颊，就像母亲还在一样。”
如果说母亲是亲情的象征，那么泥土则象征着割舍不掉的乡土之情。影片讲述了这样一个独特的细节：高秉涵的学姐移居阿根廷后，计划回山东探亲，行前问他需要从家乡带什么回来，他说：“带点家乡的土回来。”学姐牢记他的嘱托，从山东菏泽带回来一瓶家乡的泥土。山东人把故乡的土壤称作老娘土。高秉涵把泥土像圣物一样，一调羹一调羹分给了山东籍的台湾老兵，他自己留了两调羹。在后来的日子里，他把这些泥土用来泡水喝，每次舀一小勺，分七次全部喝到了肚子里。这样的场景，催人泪下。影片中那份亲情和乡情，那种骨肉分离的痛楚之情，浓烈到化不开，沉重到难以承受。
我们有必要从一个更具哲学性和文学性的层面来考量台湾老兵的故事，去更进一步地探究其中的广泛性意义。从主题的表达上来讲，如果用宏大叙事的标准来衡量，影片里那些关于家乡泥土、母亲的衣服等絮絮叨叨的讲述都算不上宏大叙事，但如果我们以另一种标准来衡量，比如从《荷马史诗》的意义角度来理解，它触及的其实是人类更为深刻的人性和命运母题。老兵还乡是一个极其悠久的叙事模式，在西方叫作“奥德赛式”，它被古希腊行吟诗人荷马所创作，并由此经久不衰。这类故事触及人类命运中一个巨大的悲剧：骨肉分离。而一群人的骨肉分离，只有战争才能做到。
电影从中国人的情感和文化根源上去拷问这个问题。影片始终贯穿着这样一个追问：为什么中国人执着于落叶归根？电影引入了京剧、昆曲等传统戏曲元素，试图从中找到中国人情感的根。比如《林冲夜奔》里的唱段：“望家乡去路远，想母妻将谁靠，俺这里吉凶未可知，她那里生死应难料……”这种被迫离家漂流在外、远隔万里彼此牵挂的情感，古今中外无疑都是相通的。
虽然许多人对台湾老兵的故事并不陌生，但当电影以一种深入挖掘、集中呈现的方式深度触及这样一个主题的时候，没有人能够不被打动。因为它触碰到了人类情感的遗传密码，这是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年岁越长，感受越是强烈。对这些台湾老兵来说也一样，当年十多岁的他们，正是少年不知愁滋味，扛枪走向远方，却不知道这是一生的代价。
作为一部纪录电影，影片调动各种艺术手段来表现这样一种特别的人生。比如长镜头的运用。长镜头是纪录片的基本语法，它让影片看起来更接近生活本身。电影中，镜头跟随高秉涵从台北到徐州，将老兵李存信的骨灰送到了他女儿李秀云的手上。李秀云女士抱着父亲的骨灰在母亲的坟前失声痛哭，然后，她拿出自己所写的一段话，在坟前哭诉。天地变色，草木含悲。这一段故事，拍摄者多处用到了长镜头，一气呵成，真切自然，感人至深。
《日暮归乡》是纪录片与口述史结合，因此，影片也运用了沙画、戏曲、情景再现等形式。而金士杰、欧阳娜娜等明星艺人的出镜，也让人更感亲切：原来这些自己熟悉、了解的人们，他们家族的命运也和台湾老兵这个群体密切相关。原来，历史从来没有隔断过。
如今，仍然在世的台湾老兵已经很少。电影上映的时候，演员表里已经有三位主角的名字打上了黑框。导演杨正浓说：“这个群体渐渐凋零，如果没有人用镜头记录下他们的故事，两岸血脉相连的亲情、那些刻骨铭心的往事，终将被淡忘。”在杨正浓的观察中，台湾老兵群体正面临着双重消逝：物理层面的生命凋零与文化层面的记忆断层。最让他忧心的是代际传承的断裂，“眷村二代尚记得父辈的乡音，有的三代却已不愿提及这段历史，甚至连‘外省人’这个词都变得敏感。”正是这种迫切的历史使命感，让这部电影具有了历史和艺术的双重价值。
这部电影唯一的遗憾是时长。院线电影有时长上的局限，但我觉得这部电影值得拥有更长的时长。六个人，是没有办法完全代表60万人的；而90分钟的时长，也没办法讲完这条人类历史上最为漫长的回家路程。那些没有剪辑进去的讲述，每一段都是一个独特的生命感受，都是不应该消失的历史，不应该躺在素材库里就此不见天日。我很希望能有一个八小时、十二小时的版本，让台湾老兵的故事被更多的观众所知道，并告知后世，让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