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团结报
□ 侯培和 何灵芳
抗大（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是为了适应全面抗战时期敌后根据地建设和培养大批抗日救国的军政人才的形势需要，在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基础上创办而成的军事学校，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最高军事学府。其在抗战烽火中严格遵循“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办学方针，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大批军政兼优、德才兼备的干部。抗大学员毕业后或分赴各个根据地开展工作，或奔赴抗日战争的前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乃至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与此同时，在艰苦的抗战烽火中，抗大师生秉持“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校园日常生活亦丰富多彩。
衣食住行
衣食住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战时抗大师生的生活状况。抗大创办之初的校址所在地保安是陕北的一个小县城，物质条件极其艰苦，当地歌谣有较为形象的传唱：“保安穷山窝，破庙比房多，菩萨比人多。”在这种艰苦环境下，抗大办学最大的困难即经费问题。时任抗大教育长的罗瑞卿在抗大办学的工作总结中指出：“我们没有任何固定的经费来源，必需的费用，仅仅依靠外力的援助，尤其陕甘宁边区与八路军的援助来支持。全体教职学员只有最低限度的生活费。”具体困难如“没有必需的校舍，只有经过学生自己的劳动，所修补起来的几个破窑洞，他们没有任何教具的设置，几块破砖所凑成的四方形的台子，便是学生们在讲台上听讲的座位，学生们自己的两个膝盖，也就成为他们用作笔记唯一的活动书桌了，必备的教育用品，教材、教具，都是非常缺乏。”此外，“上课的教室是露天大讲堂，每个人有一张木凳，这木凳是唯一的法宝，上课听讲，吃饭，上自修，讨论和座谈会都用得到它。”粮食的供给情况更加困难，甚至“随时都感着断炊的威胁，即连很粗糙的杂粮如包谷、高粱之类都经常弄得‘上顿接不上下顿’。”由上可知，在极其艰苦的抗战环境下，衣食住行成为建校之初摆在抗大师生面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为尽快解决师生住宿的困境，抗大全体教职学员开始着手挖窑洞，在此过程中，师生面临“对土质的选择没有经验，挖窑洞这一玩意儿还没尝试过，而且我们有不少身弱的、残废的，甚至有许多没有拿过锄头铁铲的，即使过去做过木工的人也生疏了”的现实问题，抗大师生自力更生，克服种种困难，经过两个学期的努力，“挖出了一百七十多个窑洞，使得将近千人的两个大队，立即有了新的校舍了。”校舍建成后，毛泽东前来参观，诙谐地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着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在洞中修炼。什么时候下山呢？天下大乱你们就下山！”
民以食为天，陕甘宁边区向来地瘠民穷，物产并不富裕。加上长期遭受国民党封锁与剥削，广大群众生活困苦。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对抗大教职学员的生活尽量给予照顾，“学员们平时吃的是小米、土豆、萝卜咸菜、干豆角，一星期可以吃一次羊肉汤，偶尔还能吃上一顿荞麦面条”“每天一个学生的伙食是法币七分。”
关于穿衣问题，学员们“穿的是灰布军装，夏天一身单，冬天一身棉”，头戴军帽，束着腰带，还要打绑腿，穿草鞋。打绑腿对于刚来抗大的知识分子学员来说是很有难度的一件事。如“有一个叫白湘的女学员因为早晨匆忙没有打好绑腿，在早操跑步中途一条绑腿散下来差点绊倒，所以在晚上休息时总是将绑腿解开又重新打好睡觉，这样不但睡不好，而且不利于身体健康。同队的女生队长发现后便教她打绑腿，她学习得很快，经过学习她也可以打成紧绷绷的人字形绑腿了。”
1938年以后，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抗大的办学地址不断转移，师生衣食住行也因地域不同而面临不同的困境。如抗大一分校在太行山办学时，粮食奇缺。据何长工回忆，“我们有时只能吃柿面拌谷糠，为了弄到一点粮食，我们往往从太行山长途跋涉到上党盆地同敌人展开抢粮斗争。”抗大在浆水镇敌后办学时，正值抗战最艰苦的时期，遇到的最大难题即住宿与吃饭问题。为解决这一难题，抗大全体教职员发挥在延安时自力更生的优良传统，“集中力量整修破房、残院、旧庙和牛、羊、马圈，不久这些地方一改旧颜，成为抗大学生的住处。住房问题解决后，吃、穿、用各个方面也是困难重重，吃的方面，从校领导到每一个抗大师生，一年的饭菜主要吃黑豆、高粱、酸枣面、柿子面和谷糠炒面，玉米、小米数量都很少。”尽管如此，这些还是难以满足抗大师生的日常需要。因此，从敌占区抢粮、征粮，从远处背粮成为抗大师生的任务。
总之，面对基本生活保障困难的境遇，抗大师生时刻以乐观的精神迎难而上，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学习的条件；同时在不断变换的战时环境中，抗大师生适应环境的能力不断提升，这也为他们毕业后奔赴前线做好了心理建设。
日常作息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既是抗大的校训，也是抗大师生在校期间日常生活中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把学员培养成“军政兼优、德才兼备”的骨干，必须从严格的军事生活入手。抗大师生的日常生活具有鲜明的军事化特点，起床、集合、出操、吃早饭、上课、午休、晚饭直至熄灯就寝都有严格规定，“早晨五点半起床，下早操三十分钟。早饭后继续上三堂功课。然后午饭。下午隔日两堂，男生有军训，女生则习看护。晚饭后自习，九点半就寝。”晚间还有放哨站岗，领导进行查铺查哨。此外，每周六还有一次生活检讨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抗大的纪律性要求非常高，日常生活中有严格的时间要求，哨声就是命令；上课时不允许迟到或者早退；节假日外出也要跟校领导请假批准后才可外出，归队要及时办理销假手续等。
学校对男女学员日常交往的要求非常严格，对原则问题的处理尤其严肃。据抗大学员后来回忆，“为了让大家集中精力专心学习，我们规定学习期间不许谈恋爱、不许结婚，毛泽东也同意了。后来一位领导同志与一女生结婚，学生队的反应很大，毛泽东很火，把他撤职了。”此外，“讲究军容风纪，不许边走边吃东西或挽背搭肩，遇到上级或同志要互相敬礼”。总之，哨声是抗大学生的红线，纪律是基础生活秩序的保障。
上课是抗大学生日常作息尤为重要的一环。关于学员的上课地点，“晴天时露天上课，上课的场合可以是学员们的运动场也可以是老乡的晒谷场，席地而坐，或者用背包当凳子，用膝盖当桌子，雨天时在窑洞内上课。”关于上课时长，“每天有三个小时至五个小时功课”。
学员的学习内容均以抗日救国为中心。正如毛泽东所言：“你们在这里学习的时间很短，只有几个月，学不到很多东西，但你们可以学一样东西，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学一个宗旨，这个宗旨也就是全国的全中华民族的宗旨——抗日救国。”政治教育是抗大教育的特色。毛泽东在《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一环”。以此为中心的课程设置主要有：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抗战期中的政治工作、抗战期中的民众运动、抗日的游击战术、射击、防空防毒等科目，以后还有学习方法、哲学等关于怎样学习的课程，授课教材主要有《政治经济学》《哲学》《联共（布）党史》《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等。同时，在政治教育中还将党不同时期路线、方针和政策贯穿到教学内容之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更好地促进了抗大学员思想的统一。
抗大的文化教育以语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常识为主要内容。抗大创办初期的课程兼顾军事教育和政治教育，文化教育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如抗大第一期将学员分为三个科，一、二科基本上采取军事课和政治课并重的方式教学，第三科由于学员大多为工农出身，文化程度较低，原先制定的教学计划显然不适应学员学习。为此，毛泽东特意对当时抗大的教学计划作出了批示：“三科的文化教育（识字、作文、看书报等能力的养成）是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最根本部分之一。”并进一步强调“应该把文化课增加到全学时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在定期检查时，把文化课作为重要的检查标准之一。”根据指示，抗大第三科的教学计划采取了文化、军事、政治并重的原则。此后，抗大每期的教育计划都根据学员的文化程度来制定，真正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
文体活动
在物质生活条件艰苦和学习战斗任务紧张的情况下，抗大师生日常文体活动丰富多彩。为丰富学员的课外生活，抗大组织师生开展了各种文体活动。如组织“各种小组会，讨论会，座谈会，娱乐会和特别讲演，以俱乐部为中心”，由学生自己来管理体育，文化，卫生，经济各方面的生活。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参观抗大时，目睹抗大师生丰富的课间活动场景，在《西行漫记》中记述道：“有的学员在两个球场上打篮球；有的在保安城外一条黄河支流旁边草地上的一个网球场上打网球；有的在打乒乓球；有的在写东西，读新到的书报，或者在他们简单的俱乐部中学习。”
在抗大建立之初担任第一科政委的罗荣桓发现学员们整天读书，身体素质都有所下降，便要求大家晚饭后不准读书。后与其他校领导商量，决定先从体育活动着手准备，“没有篮球架，买4根柱子，钉几块木板；没有球筐，找两个桶箍；没有球场，自己动手平。”据抗大学员后来回忆，“纵然当年延安的物质生活十分艰苦，但抗大体系下的各大队都有建立自己的篮排球场，各大中队又相继建立了大中队的篮排球队，体育用具都是由总校出面派人去外面购买的。同时在救亡室的领导下队与队之间，也相互挑战，开展篮排球赛。”
文艺活动作为日常活动的一种新形式也异常活跃，主要由抗大各大队成立的救亡室来组织进行。救亡室主要由救亡室主任、文娱委员、经济委员、墙报委员、体育委员组成，并在队党支部的领导下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文娱活动。救亡室规定“每周日要有一次晚会，集合大家在一起，演剧，唱歌，讲故事，尽情地快乐一晚。”据抗大女学员回忆，“我们三个大队数百个武装同志热闹地挤满了屋角，于是各队练习好的新歌便在互相叫嚷的笑声中接连地唱着……每队自编自排自演来互相竞赛独幕剧。”
唱革命歌曲是文娱活动里面最活跃的活动，抗大学员大多比较年轻，文化程度稍好，学习速度快，积极性也比较高，一般队里先教唱谱、后领唱歌词，教几次大多数都学会了，而且每天都唱。当时所唱歌曲主要有抗大校歌、《八路军进行曲》《延安颂》《生产谣》《大刀进行曲》等。这些歌曲贴近抗战形势且通俗易懂，通过传唱可以增强抗大师生抗战必胜的信心。同时“总校文工团和各分校文工队、剧社，不仅为学校教学服务，还深入各部队和根据地，创作并演出许多富有战斗性、艺术性的好节目”，通过文艺轻骑兵的演出，不仅增强了根据地百姓对前线作战形势的了解，还密切了根据地军民间的联系，同时普及了革命文化艺术，促进了根据地文化艺术的繁荣。
抗大的建校纪念活动也很重要。1936年6月1日，抗大前身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诞生，之后每年的6月1日即成为抗大建校的纪念日。1939年6月1日，为了宣传抗大三年来办学所取得的成绩、提高抗大的影响力，学校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纪念活动持续了4天，白天举行运动会、展览会，晚上还有文艺晚会。展览会的成功举办离不开抗大同学会的动员，从这条消息可见：“本校于六月一日举行三周年纪念展览会，希每个校外同学赠送母校一件以上之纪念礼物……来件直寄延安本校或由八路军办事处转交均可。”同时，文艺晚会节目也精彩纷呈，有“提灯舞、集体舞、秧歌舞”等节目。三周年纪念活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鼓舞了抗大教工将抗大办好的决心与信心。
总之，在校领导的精心筹划下，抗大校园活动丰富多彩。正如抗大学员回忆道“抗大的生活是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是活跃的”。文体活动的展开不仅丰富了抗大师生的日常生活，加强了他们的身体素质，而且密切了师生与广大民众的联系，坚定了广大民众对中共领导的军队的信心与拥护。
生产劳动
生产劳动是战时抗大师生为应对困难环境而进行的一项重要日常活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陕甘宁边区一方面面临着日寇的扫荡、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对峙和经济封锁；另一方面又在1938年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边区财政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困难。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开展生产自救运动。毛泽东在抗大干部大会上指出，“现在财政经济这样困难……我们不仅要把抗大办下去，办得更好，而且还要发展、扩大！手拿锄头是可以开荒的，这个叫自力更生。”在中共中央的号召下，抗大校领导积极响应，随即召开了迎接大生产运动的动员大会。抗大副校长罗瑞卿在动员大会中号召广大师生参加大生产运动，“我们的生产运动，不仅是为了自己，为了边区，同时也是为了全国，为了援助前线后方”，并提出了具体生产任务。动员大会后，在校领导的带领下，全校师生立刻投入生产运动，基本做到了边生产边学习。
为了完成中共中央分配的生产指标，抗大将生产运动纳入教育计划，大生产运动也成为一门新课程。全体抗大师生在毛泽东“一面学习，一面生产”的号召下踊跃参加大生产运动。共产党员作为劳动的先锋，带领大家完成每人开荒二亩至三亩的任务。同时取消炊事员的岗位，“一天做饭任务由一个班九个人管理着，另外一个人去听课然后回来给没上课的讲”。炊事员则被集中到“抗大农庄”里，专事开荒种地。除此之外，抗大还鼓励“开展多样性的生产，除农业上的开荒种地外，自己弹棉花、纺线、开办缝纫工厂，解决穿衣问题外，自己制作粉笔、墨水、肥皂、纸张等日用品和学习用品”。可见，抗大每个人都要承担生产的一部分指标，真正做到有劳者有食。
1939年4月24日，毛泽东出席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赞扬抗大的生产运动搞得好：“你们将工农商学兵结合起来了。你们读书叫学，开荒是农，打窑洞做鞋子是工，办合作社是商，你们又是军，你们是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个人身上，文武配合，知识与劳动结合起来，可算是天下第一。”1943年春，为最大限度保存干部，进行对日反攻战，抗大总校决定返回陕甘宁边区继续办学。学校抵达陕北绥德后，为实现安定教育，师生积极响应“自己动手建设革命家务”号召，在全校展开了生产建设运动，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生产建设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此次生产建设运动中，抗大师生充分发挥了优良传统，自己盖窑洞、开操场、耕地种粮食蔬菜，还开展副业生产，如“捻毛线、织麻袋、做鞋、编筐、养蚕”，初步改善了边区的物质生活，为第二年的边区大生产运动积极准备。1944年生产运动的方针确定为：“农业方面解决蔬菜自给；畜牧业以养猪为主，兼养羊、牛、鸡、鸭、兔；副业生产有生豆芽、磨豆腐、开粉坊等；手工业生产主要是开煤矿、打毛线品、做鞋子。”在此方针指引下，该年抗大的生产运动取得了喜人的成绩。
大生产运动是抗大师生自己动手解决物资匮乏问题的一项重要举措。在中共中央的号召下，抗大领导进行动员工作，以积极精准的方针作为指导，带领广大师生进行大生产运动，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果。一边生产一边学习的方式，不仅成功解决了抗大师生日常生活的物质需要，更加强了师生的劳动观念，锤炼了他们艰苦奋斗、战胜困难的意志。正如滕代远在纪念抗大创办五周年时的讲话所言，“同学们不因劳生怨，亦未因耽误了些事件而妨碍教育的收效，相反的他们因时间宝贵而努力，愈勤劳愈快乐，养成了爱好劳动的良好作风。”
在抗战烽火下，抗大师生的日常生活寓于政治教育、军事教育、文体教育、生产教育之中。在“寓教于乐”的教学与生活模式下，抗大成为真正的“革命熔炉”，广大学员养成军政兼修、文体兼会的本领，既会打军事的冲锋，又会打政治的冲锋。